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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情简介

　　庞莉（妻子）与苏强（丈夫）结婚四十余年，未生育子女，从小收养苏大军、苏小梅二人，抚养该二人直至成家立业。2000年，庞莉夫妇购买一套集资福利房，并一直居住至今，该房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2007年8月，苏强立下遗嘱表示因子女在其退休患病后对其关心不够，决定将案涉集资福利房归妻子庞莉继承、处置及支配。2007年10月，苏强去世。2016年8月，庞莉与苏大军、苏小梅经法院组织调解解除了收养关系。2019年9月，庞莉与苏大军、苏小梅就这套案涉集资福利房的归属诉至法院。

　　在苏大军、苏小梅与庞莉历经多次诉讼解除收养关系的情况下，各方再次对案涉集资福利房的归属产生争议。苏大军、苏小梅主张案涉集资福利房虽登记在苏强名下，但购买房屋及装修的费用均由苏大军支出，该房产的实际产权人应为苏大军。且苏强患有痴呆症、脑梗塞等病状导致神志不清，该遗嘱的订立不符合法律规定，不是苏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法院审理

　　经查，该遗嘱由苏强胞弟根据苏强口述打印，苏强本人在立遗嘱人处签名，庞莉侄子、外甥作为在场证明人在该遗嘱上签字、加捺手印，苏强侄子亦作为在场证明人在该遗嘱上签字。其中，庞莉侄子、外甥关于案涉遗嘱订立过程的叙述内容一致，逻辑符合常理。虽该二人为庞莉一方亲属，但该二人与庞莉并非直系亲属关系，且案涉财产的归属与该二人无直接关联。根据该二人的陈述，签订案涉遗嘱除了前述人员在场外，还有苏强侄子、胞弟等多位苏家亲属在场。苏强侄子作为苏家代表在案涉遗嘱上签字。

　　家事处理由家庭关系亲近的成员参加并作出决策符合我国家庭传统文化模式，综合庞莉及其家庭情况、案涉遗嘱参加以及签署人员的文化水平、家庭背景，苏大军、苏小梅未能提供证据否定案涉遗嘱内容不是苏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苏强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署，因此，案涉代书遗嘱存在的瑕疵不足以否定其真实性。

　　广西高院再审判决：维持原判。即确认案涉集资福利房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庞莉享有及承担，并归庞莉居住使用。

　　三、法官说法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进入重大转折期，人口老龄化问题突显，在老年人口逐渐增多，财富积累亦相应增加，人民群众法治意识逐步增强等多种因素叠加之下，订立遗嘱日渐成为人民群众自由处分财产、传承家庭财富的重要手段，法院受理遗嘱继承纠纷也呈现高发态势。继承涉及家庭财产的传承，事关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遗嘱继承纠纷是典型的家事纠纷，当事人多为近亲属、姻亲、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亲情关系。审判实践中，涉及遗嘱继承纠纷主要难点问题在于被继承人订立遗嘱能力难以确定、形式瑕疵导致遗嘱效力存疑、内容瑕疵导致遗嘱效力认定困难等。遗嘱能力是民事主体能够实施订立遗嘱行为而处分其个人财产的资格，与其思维能力、识别能力、表达能力有密切关联。有些年老、身患重伤重病的人在未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其是否具备作出遗嘱的能力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

　　本案例中，苏大军、苏小梅主张苏强身患疾病，所订立的遗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广西高院经审查遗嘱人苏强的在卷病历，查明其于2001年所患疾病为糖尿病、高血压，直至2007年订立遗嘱期间，没有证据显示苏强患有痴呆症、脑梗塞等病状，且此前所患疾病亦经治疗已出院，而案涉遗嘱订立的时间是2007年，在苏强本人在案涉遗嘱上亲笔签字的情况下，理应根据苏强在订立遗嘱时的精神情况、思维状况、表达能力等去评判遗嘱人订立遗嘱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本案审理过程中，苏大军、苏小梅坚持对案涉遗嘱上遗嘱人“苏强”的签名是否为苏强本人生前所签订，以及对遗嘱证明人处签字、增添内容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但苏大军、苏小梅不仅曾在原二审中陈述苏大军咨询过鉴定机构，因其无法提供被继承人的签字进行对比，以及鉴定机构答复其对于形成时间半年以上的内容无法鉴定，因此该二人在一审未提出申请鉴定，而二人于本案再审阶段提交苏强入团志愿书及入会申请书作为笔迹对比材料，因该两份材料上苏强签字是否为其本人签字的事实无法判断，且即使为苏强亲笔书写，因该签名为其早年时期的书写字体，距离其订立遗嘱时间久远，案涉遗嘱产生时间亦是在苏强临终前两个月的时间形成，书写习惯和字体通常会随着年纪增长、身体状况而发生改变，因此，苏大军、苏小梅试图通过申请鉴定以推翻案涉遗嘱的理由不成立。

　　2、常见的遗嘱形式瑕疵有：代书人通过打印代书；代书人未在遗嘱上签字；见证人与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等等。对于存在形式瑕疵遗嘱的效力，不仅要审查遗嘱本身形式是否完备，还要审查是否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或补正，以此体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本案例中，案涉遗嘱系打印件，该遗嘱的订立时间及案件诉讼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前，打印遗嘱并非遗嘱法定类型之一，再审法院从案涉遗嘱订立的过程和形式认定该遗嘱符合法定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

　　在见证瑕疵方面，当事人多因对法律规范的陌生、对见证程序的不在意而忽视见证程序的要求和规范。一审、二审及再审均查明案涉遗嘱中的见证人确与庞莉存在亲属关系，但并非直系亲属，且案涉集资福利房的归属与该二人并无直接关联。在订立案涉遗嘱时，除了代书人、见证人还有庞家、苏家的其他人员在场，苏家亦有代表在案涉遗嘱上签字，考虑家事处理由家庭关系亲近的成员参加并作出决策符合我国家庭传统文化模式，再审法院最终确定苏大军、苏小梅提出的案涉遗嘱存在的瑕疵不足以否定案涉遗嘱的真实性。

　　3、善良风俗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建设水准的重要标志。孝道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了数千年的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倡导、培育和维护公序良俗，谴责、制裁和摒弃丑恶现象，更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要职责。

　　本案例充分考虑个案情况，庞莉作为苏大军、苏小梅的养母，与去世的丈夫苏强将该二人从小抚养直至长大成人、工作成家，苏大军、苏小梅作为子女、晚辈，在家庭成员产生矛盾时，应当本着团结和睦、孝老爱亲的精神，积极修复亲情关系，共促良好家风，却与步入耄耋之年的养母庞莉多次诉讼，造成老人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矛盾越演越烈，甚至需要通过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就案涉集资福利房再次与养母庞莉对簿公堂。再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逐项分析遗嘱所涉瑕疵，最大程度还原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让当事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来源：（广西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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